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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纵观陈先生的明清儒学研究，除了其擅长的哲学研究进路外，他也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了多元的研究方法。

要追问的是，天作为三代宗教信仰的对象，为何呈现出无声无臭无容无则的独特神性？人格神与自然天两种义涵何以能交织于天观念中？继续在概念中打转似乎无益，来看此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或许对于理解天的复杂性能提供新的视角。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如前述，这正是圣王所以能在华夏农耕文明中确立其统治权威的关键，即《观卦传》说的天下服矣。子产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之论即针对于此。这是尧制历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效应。中国古人对日月星辰规律的探索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古观象台，相当于尧舜时代。问题在于，民众凭肉眼即可观测此四星象，何来羲和授时之必要？更重要的是，仅仅确定二分二至是不足以指导农业的，因为当时农业以旱作物为主（详后），需更细化的农时系统，这是国家组织当时最尖端的力量才能做到的。

孙小淳、陈美东、陈久金、武家璧等天文考古专家据此推测，陶寺文化时期的先民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套处于萌芽状态的20节气系统。通常的解释，是认为天经历了一个从人格神向自然天的理性化演进过程，从而可将诸子天观念之非理性成分归诸历史惯性。如《说文解字》说：斆，觉悟也。

教者与人以可放也，学者放而像之也。41《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1页。到春秋时期，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学习活动乃是对生命本身的培养和提升活动。【17】据此可知两点：第一，古人言语施受不分……本皆一辞，后乃分化耳，教与学亦然，故学字最初兼有学、教二义。

根据后世儒者的辨析，其中觉知方面既包括辨析其事之所当然，也包括理解其理之所以然，还包括进一步上达于道和随时适宜地变通应用。其一，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才得以正式兴起。

因此战国时代人们常把尊崇六经、读书、好古视为儒家学派的一个突出标志。但孔子的诠释自觉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也记载了此事并直接说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10】因此后来《荀子·劝学》开篇就说学不可以已，又说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正因孔子强调为学必须读书学文，从孔子开始的儒家学者才特别重视经典诠释，即对遗文典籍尤其是孔子删定的六经的深刻理解与阐发。22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第3册，第114页。伽达默尔认为，诠释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科学的本质，应当通过教化（Bildung）概念来把握：精神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与其说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概念中，不如说从教化概念的传统中更容易得到理解。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就是在此意义上讲的。

总之，要成为君子，除学习实用知识与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修德致道。【1】但有一个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讨论，即虽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说中华文明历史上较其他文明更注重解释（interpretation）问题也更具诠释学倾向（hermeneutic disposition），【2】但中国传统学术很少将诠释活动（包括理解、解释、诠释、阐释等）从学以成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进行抽象的分析和探讨。

故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阳货》）此外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孔子所谓读书，主要是指读《诗》《书》《礼》《乐》等古书。

孔子又说：君子有九思。进入专题： 孔子 诠释哲学 。也是说，只有通过读古书才能最为深广地效法各种君子榜样。总的来看，《论语》所谓文主要可以分为七大方面。【62】因此，即使是特别注重训诂考据的戴震，也强调要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认为读这些书不仅有助于事父事君、达于政事，更有助于修身成人。

这不仅意味着读即是学，也意味着书即是文。【24】又说：所谓学者，有所效于彼而求其成于我之谓也。

58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第424页;并参见《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54、556—557页。但孔子比子产多了一个关键性看法，即强调入政前所学，不仅是传统的仕官之学，还特别需要通过读书来学。

至于所谓知天命，则是自觉的更高层次，是从天人关系中确定自我存在的位置与意义。据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活动。

18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6页。 注释1参见李清良、张洪志：《中国诠释学研究40年》，《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冬之卷。15参见阮元等：《经籍纂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16、1921、1932、1471页。这说明，我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基本观念主要是根据为学之道来确定的。

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所以他删定六经作为其私学教材，由此将传统的六艺之学（射、御、书、数、礼、乐）转变成儒家的六艺之学即六经之学。

因此学文不仅是学道，而且是传道与弘道，是深入参与以圣人之道为核心的斯文传统，成为道之所寄、天之所命的托命之人。《论语》中觉字仅出现一次，即《宪问》篇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孔子又认为文是承载圣人之道的文化传统。故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46参见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339页。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正因如此，后死者才可与于其中。26参见《吕思勉全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孔子称赞子贡与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相当于说他们已懂得如何正确地读《诗》乃至读书了。可见将读书归入学文，实际上意味着读书活动一方面是自觉地为文所化（润化、转化）、以文益质的修身活动，力求使自己更有美德文采、更为文明，从而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汉代学者之所以训学为觉，大概既是因为孔子特别强调学中之思，也是受了《孟子·万章上》所谓先觉觉后觉的影响。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